偶阅《中华读书报》上的新书广告，见有一本名叫“圆形批评”的新书，不禁想到用这个词来概括现今中国的文化批评，倒是十分形象生动的。为了皆大欢喜，时下的批评十分追求圆通，真正有棱角的批评很难见到。这里面的原因不是三言两语所能道明白的，但是传统文化中好圆恶方的心态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好同恶异。这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建立在血缘宗法制基础之上的封建社会。为了巩固这种大一统的社会，就必须强求舆论一律。当然，这种堵塞言论，好圆恶方的心态一旦施之于政治必然带来奸佞猖獗，贤良受阻，最后会导致王权的崩溃。所以即使是主张王权至上的儒家学派也十分强调“和而不同”，所谓“和而不同”，就是在同一个血缘宗法的王权社会中允许有不同的意见存在，以宣泄怨气，调整上下之间的关系。孔子在论诗的作用时就提出诗可以“兴观群怨”，充分肯定了诗歌可以“怨刺上政”，即批评统治者的不对之处，孟子在引用《诗经》中周初统治者与民同乐典故的同时，也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梁惠王这一类孤家寡人与民争利的行为。但是秦汉建立了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帝国之后，君尊臣卑，皇权至上，于是臣下在进谏时必须“温柔敦厚”，依歌咏违，形成了秦汉之后中国特有的“主文而谲谏”的批评方式，讲话吞吞吐吐，少有直谏。后世清代沈德潜所吹胀的“温柔敦厚”的格调说，正是中国专制社会中君尊臣卑后影响到文学批评领域后的产物。这一点，东汉的经学家郑玄在《诗谱序》中讲得非常明白。这种传统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圆形居多而梭形为少的局面。即使在士大夫与文人中间，这种好圆恶方，喜同恶异的心态也是十分顽固的，韩愈在著名的《送穷文》中就愤慨于当时士大夫中间厌恶直言的风俗，宣称自己“矫矫亢亢，恶圆喜方”，决不向世俗妥协。
在无声的年代，批评十分艰难，尤其在风衰俗怨时进行批评更要冒着极大的压力与风险。屈原的《离骚》因为批评君主的荒昧，受到后来扬雄、班固等人的讽刺，司马迁肯定屈原也受到连带批评，至于他创作的被称作“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更是为班固及后世的正统文人所非议。还有一些文论家针对当时的浮靡文风进行批评，虽然言之凿凿，深得文理。但是那些被批评的圈子中人往往会采取冷处理的方法。东汉王充的《论衡》批评当时的虚妄之风，横遭挫折，饱受冷遇。齐梁时刘勰写成《文心雕龙》，虽然为沈约这样的文坛大人物所推崇，然而竟然“未为时流所称”，在孤独中郁郁去世。刘勰的遭遇不是偶然的，后世如陈子昂、韩愈、柳宗元、苏轼、严羽、徐渭、汤显祖、李贽、金圣叹、曹雪芹等人从事批评时，也受到类似的遭际。它使我们认识到，当一个时代的文风步入衰弊时，不管它表面如何兴荣，但是有一个共同之处，这就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拒绝批评，它可以容忍各种无聊的东西泛滥而难以容忍真正的批评。更有一种所谓“批评”，它专以剥夺他人的正当批评权力以宣扬所谓“宽容大度”为能事，让人实在不得其要领。这种“打太平拳”似的“批评”正反射出中国当今好圆恶方的批评现状。
其实，真正的批评美感来源于棱角分明甚至是所谓“骂派批评”之中，这一点，即使在力倡中庸的孔子身上也是十分明显的。世人大抵认为孔子的中庸是一团和气。其实孔子这人是最为是非分明的，他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他所说的中庸固然有保守的一面，但是他也十分讨厌那种好好先生：“乡愿，德之贼也”。孔子认为在昏聩的世道中，如果不能中行则不如狂狷，那些敢于在世道黑暗中正道直行的狂狷人士总比混世之徒要好。孔子的文艺思想有许多缺弊，但是他从事批评时从来就是态度鲜明，如他对“郑声”与“俗乐”的批评，对季孙氏演奏《八佾》之舞时的愤慨，就说明了这一点。至于先秦时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的政治批判与文化批评都是以观点鲜明，文风犀利为特征的。在他们的文章中，骂人的话是家常便饭，它不但无损于这些大师的气度，相反使人读后解颐快心。例如庄子骂曹商使秦得车是“舐痔舔痈”，骂惠施嫉妒他人是猫头鹰贪嗜腐鼠。后来魏晋名士嵇康在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也援用了庄子的这个典故来骂山涛引荐他作司马氏的官。只有到了宋明理学兴起之后，那些道学先生才摆出一副道学气象，讲究主静主敬，中正平和，扑灭一切异端与过激之论，将乡愿冒充为美德。然而我们知道，这正是中国文化开始步入衰弊，失却汉唐气魄的时候。外表的雍容平和，正掩盖了道学家内心的刻薄，后人曾说“一切苛刻论，都自宋儒始”，这是一点也不虚夸的，我们只要看一下朱熹的《诗集传》中对一些民间爱情诗的挑剔挖苦即可明了。因而明代那些具有思想解放意识的文人，对当时弥漫文坛的复古主义倾向与理学观念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力倡狂狷之美，冲突之美。他们的创作主张与批评主张都呈现出“不为中行则为狂狷”的独特魅力，“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之名山，投之水火。”（李贽《杂说》）中国文学与美学批评的精华在此而不在所谓“温柔敦厚”之诗教也。
中国目前的文化批评的萎颓是显而易见的，这是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能直接感受到的，我们只要看一下近年来文艺作品的数量激增而质量却在滑坡就可明了，但批评却仍然沉迷于炒制与“自说自话”式的诠释。大凡有棱角的批评不但容易招来作者的反击，而且会受到一些“专业批评家”的非议。久而久之，文坛形成了一股好圆恶方的沉滞之气，人们羞于说不，害怕得罪人。与此同时，没有批评的文坛却出现了批评数量上的“繁荣”，各种各样的人都来玩一把批评，批评的渑淄并泛，准的无依，一方面使人们误以为其繁荣，另一方面汩没了真正的有棱角的批评。我想，究其根底，在于批评的“形而上”精神的消解，没有对于文学内在精神即人文精神的执着与信念，没有对于文学批评严肃认真的态度，批评愈多则愈失语，这就像古人所说的“大道以多歧亡羊”。至于以所谓宽容大度来讥笑批评的尖锐与“谩骂”则更是可笑的。鲁迅先生有一段话可以用来说明“谩骂”与批评的关系，读之令人解颐：“现在的批评家对于‘骂’字也用得非常之模糊。由我说来，倘说良家女子是婊子，这是‘骂’，说婊子是婊子，就不是骂。我指明了有些人的本相，或是婊子，或是叭儿，所以也决不是‘骂’。但论者却一概谓之‘骂’，岂不哀哉。”（《鲁迅书信集·致萧红、萧军》）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更遑论文艺批评？读此言论，可谓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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